中国鼓励光伏企业境外设厂

1993年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同时履行党纪和政纪两项监督检查职能。

宪法突出三项基本权利，并非立法之喜好。来源：本文选自《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和法律保障》（徐爽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进入专题： 公民基本权利 国家建设 。

这说明近代以来，中国革命非常彻底，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领域皆有深刻变革。研究者最初所见，是各种宪法文本和基本权利条款。（一）一致性 从基本权利的角度讲，权利理念问题，主要取决于国家主权归属，以及三大核心权利的理解。[10] 转引自李林：《人权的普遍性与相对性：一种国际的视角》，《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1期。晚清时期，女人多数不识字，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裹脚，很少离开所在村庄，婚姻由父母做主，有时会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在家庭中地位低。

如此，也才能反过来巩固执政权威。社会生活日益进步，必然会带来相应的权利要求的变化，作为人民权利的保障书的宪法因此不断地写入新的或者更高的公民权利，2004年人权原则入宪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展现。[20]可见，这里使用的程序瑕疵不同于程序轻微违法，因为后者基于是否实际影响原告权利，将分别采取撤销判决、确认违法判决。

但是，新法背景下的前述司法审查仍面临三重困惑，亟待消解。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重大、明显均属不确定法律概念，法院对行政程序瑕疵作出确认无效判决时，很大程度上带有裁量成分，因而必须借助司法经验的长期积累、归纳以及案例指导制度的有效运作来降低同案异判的消极影响。[32]这种既不被撤销也不被确认违法的狭义程序瑕疵，实则一直存在于审判实践之中。反之，若仅仅是行政决定书出现笔误或晚送达了一两天等无关程序性权利的情形，则可纳入程序轻微违法的范畴。

但在引入前，我们应审慎地限定其范围，纠正实践中的大量误用现象。（三）行政程序瑕疵类型三分法之提倡 在违反法定程序与程序轻微违法之外，是否还存在单纯通过静态的救济或补正遗漏程序而无需确认违法的狭义程序瑕疵？部分法规范与大量的司法判例已给出了肯定答案。

严重违反，撤销、只要违反法定程序就撤销、仅违反法定程序，不会撤销的比例分别为69.6%、29.1%、1.3%。对此，行政机关的程序义务集中表现为以合法、合理的方式向相对人送达通知。由此产生了立法层面的不良连锁反应：试图为程序的设计和评价预先提供一套实质性价值的判断标准，而这不仅很难如愿以偿，反倒有可能回归重实体、轻程序的窠臼，甚至蜕化成彻头彻尾的程序工具主义。在司法实践中，行政程序瑕疵之忽略不计乃是通过法院对瑕疵予以指正并驳回诉讼请求的处理方式呈现的，而这种处理方式时刻面临着失范的隐忧。

该判决书虽未显示起诉、立案的时间，但从其判决主文来看，法院是适用新《行政诉讼法》第69条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了与广义上理解的行政程序瑕疵有所区别，本文对裁判文书中出现的这种既不被撤销也不被确认违法的程序瑕疵统称为狭义程序瑕疵。申言之，应以违反程度轻微且行政机关自行实施了有意义的补正作为适用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之前提。德国学者一般认为，第45条的行政程序瑕疵之补正，与第46条行政程序瑕疵对实体内容不产生实质影响时可忽略不计（Unbeachtlichkeit）乃相互独立关系。

而狭义的行政程序瑕疵则指代在保证主要事实明确、实体基本公正基础上的次要性程序违反，其在法律后果上不以无效或被撤销为必然。参见浙江省松阳县人民法院（2016）浙1124行初14号行政判决书。

一、规范解读：二分法下的行政程序瑕疵类型 法学范畴下的程序，主要体现为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和步骤来作出法律决定的过程。本案一审林昌惠的起诉时间为2015年9月29日，法院立案时间为次日，系适用新《行政诉讼法》审理（详见湖南省石门县人民法院（2015）石行初字第27号行政判决书）。

[49] 包括：依申请行政行为，当事人已于事后提出申请。若论违反法定程序相较于程序轻微违法的严重性，则体现在前者已损害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后者则不然。[4] 静态的救济，又可称为立法直接实施的救济，是指对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在立法上直接规定有利于相对人之结果的救济。[16] 参见陈莹莹：程序瑕疵与程序公正，《法学》2001年第7期，第79页。[59] 参见梁君瑜：行政诉讼裁判基准时之考量因素与确定规则——以撤销诉讼为中心的考察，《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30-37页。[17] 参见张弘、郭胜鳌：行政瑕疵行为辨析与补救，《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143页。

文章来源：《法学家》2017年第3期。本案的起诉、立案时间均为2015年10月28日，适用新《行政诉讼法》。

所谓有意义的补正，至少应具备以下条件：对当事人而言能够重新建构行政程序进行中应有的状态，若法律规定在行政行为作成前必须履行一定程序，且事后的补正措施将无法达成程序规定的特殊保护目的，或行政程序的结果已经执行时，则无法再补正。[44] [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65页。

[53] （二）三分法下行政程序瑕疵判决方式之完善 法院对行政程序瑕疵的判决方式，与瑕疵的法律后果存在紧密的联系。例如，行政行为因未送达相对人而不对其生效，自然不影响其实体权利，但送达义务对应于相对人获知将面临不利处分的程序性权利，而损害该权利即属程序严重违法，此时的原告虽无法在主观诉讼的制度架构下提起撤销之诉，但行政机关仍应依职权撤销上述行政行为。

例如，上文提到的叶德存诉温州市政府等信息公开案的复议阶段，温州市政府作为复议机关，对复议被申请人平阳县政府未告知诉权的行为作了程序瑕疵的认定，但没有作出撤销、确认违法或变更的复议决定，故可排除该案程序瑕疵属程序违法、一般的程序不当之可能，仅留下轻微的程序不当之余地。易言之，第41、49条提及的三类行为即属重大且明显之违反法定程序。其一，基于新法第70条、第74条第1款可知，若程序轻微违法且影响原告的实体权利，则属于可撤销的事由。[24] 值得注意的是，送达瑕疵有时也会间接影响原告权利。

此外，有意义的补正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如果行政机关采取的补正行为无法重新建构行政程序进行中应有的状态，则补正是无意义的。[15] （二）程序轻微违法之辨明 除了界定法的范围外，对轻微违法的理解也常常使人疑惑。

[55]显然，行政程序瑕疵行为并不存在此种可分割性。摘要:  在行政程序法典阙如的情形下，我国新《行政诉讼法》担纲了规范行政程序瑕疵类型的重任。

这实际上隐含了行政行为无效的信号。此外，根据《解释》第54条第2款之规定，行政行为因违反法定程序而被判决撤销后，行政机关可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

[55] 同注7，应松年、杨小君书，第371-372页。[20]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4期。相应地，行政机关负有说明理由的程序义务，其意义在于制约决定者的裁量恣意，促进权力的理性行使，同时使相对人在理解决定的基础上对其合理性作出评价。[14]此外，也有学者主张切断法的位阶与法定程序之联系，认为重要程序都应纳入法定程序的范畴。

[31]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196页。在王明付诉襄阳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行政处罚案中，法院认为被告没有详细告知处罚种类及适用法条的具体款项，属程序瑕疵，并不构成违法。

新法却未对此加以明确，此种规范与实践之间的长期背离亟待矫正。同时，为免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之行政诉讼目的落空，对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应设置严格的适用前提。

又考虑到审判实践将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迁，因此，封闭性的列举只会放任规范与实践之背离愈演愈烈，故有必要设置兜底性条款。具体而言，在判决确认违法后，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已经确定下来，此时又通过附带作出补正判决来使违法性获得治愈，颇有自相矛盾的意味。